1前言 对真实的追求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是诸位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这句话暗示，艺术包含着真实与虚构这两个方面，即艺术正是在维持一种“真实的虚构感”。读者都知道艺术作品是虚构的、不真实的、并非完全发生过的，但又知道艺术作品的价值、情感与故事脉络是真实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甚至是具有预见性的。
所谓“真正反映生活的艺术都是一种预言”，科幻小说即是例证。
所以，针对艺术作品最大的讽刺之一就是“不真实”。这意味着该作品是作者的纯粹臆想，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脱离人民群众，表现的对象不具有现实意义或实际价值，只是妄想家的空中楼阁。既然对实际生活毫无作用，那么它就只是精神安慰剂罢了。
失去真实感的艺术是狂人的梦呓，失去虚构感的艺术是机械的杂音。因此，艺术创作者追求幻梦中的真实，追求清醒时的遐思，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先进文化的内在要求。
故，本文尝试从心理学视角，探讨如何创造“具有真实感”的女性角色。

一 文化塑造人类

男与女，雄与雌，公与母……生物的性别二元化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姑且不论雌雄同体或单亲繁殖的极少数生物，绝大多数动物都基于性别二元，分化出了不同的形态与器官，不难想象有人据此认为，男人与女人基于生理差异，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心理差别。
实际上，男人与女人之间，生理差异导致的差别占比极小，真正主导差异的力量是基于性别二分法的社会文化对人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塑造了人，是什么因素，将一个人变成今天这幅模样？经济地位、政治身份、社会认同、家庭环境、文化教育……这些因素发挥着远比生理性别更强大的力量。
然而，可悲的是，基于父权制或母权制的社会，通过生理性别将人类一分为二，尽管性别并不决定人，但性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政治与文化，它们将如何对待这个人。基于性别差异的社会差异通过种种手段加以维持，将更加促进社会文化的阴阳二元分化。
请注意，此处使用的是“阴化”与“阳化”，规避“女性化”和“男性化”这样可能涉及歧视的语言。矛盾于自然界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的对立性是绝对的，统一性是相对的，人类思维的结构决定了不将事物二元分化，就无法认识事物。因此，社会文化的阴面与阳面是必然存在的，只不过人们将阴面归属给女性，阳面归属给男性——实际上，这种情况在父权制社会才是典型，在母权制社会与更加进步、更加平等的社会中，归类并非如此，甚至纵观全球文化，这种归类充满了随意性。
总而言之，一个被先天禀赋决定了性别的婴儿，在呱呱坠地时，就已经有基于他的禀赋而准备的一系列社会涵化过程了。人在社会中被分类、被分配、被决定，受影响于社会分配给他的阴化或阳化。生理性别与文化性别，二者在本质上是彼此独立的、彼此分开的。阴化与阳化是一种文化的归类标准，因此这种社会涵化过程本身就是充满符号与刻板印象的。
当代中国，或许已经不存在作为女性的必要条件，但仍然存在着作为女性的充分条件。请诸位想象，在动物拟人化的漫画中，如果不在颜色与装饰上做出区分（粉色、蝴蝶结、长辫子等），观众该如何判断这个角色是男是女呢？在漫画中，存在许多充分条件，丝袜、长发、柔和的眼线、纤细的身段、丰满的胸部、艳丽的长裙等等，这些每个都不是女性角色所必须的，但只要任意一个出现在角色身上，读者往往会意识到这个角色是女性——伪娘角色之所以能伪装成女性，亦是通过佩戴这些文化符号，将自己隐藏在文化性别的阴面里。
实际上，这种文化符号的影响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我们可以举出一种极端例子。或许有人认为，性是纯粹生理的反应，但生理基础其实只是性的必要条件。女性与阴性符号在我们的文化中深深联系在一起，在性相关的“充气娃娃”与“官能漫画”中，只需要出现一定的阴性符号，就可能激发男性的性冲动与性快感。
“真正的”女性在当时并不实际存在，而实际存在于幻想中，并激发性趣的，只是被符号化了的部分特征：腿、踝、手、胸、内衣、裤袜等。这一点有力地证明了文化涵化的深度与广度，高度社会化的人已经能将文化性别独立出来，在“这就是女性\男性”的刻板印象中强化“这就是作为女性\男性的充分条件”。
所以，文化性别与生理性别是彼此独立的，但又紧密联系在一起。
人们可能从文化性别判断生理性别，而从生理性别判断文化性别也只是可能。刻板印象代表了人们在二者之间保持观念上的稳固联系的努力。
刻板印象规定什么人“是”什么样，而且暗暗规定什么人“应该”什么样。

二 操纵刻板印象的作者

一个角色是女性还是男性，由作者规定的生理性别决定；一个角色是阳性还是阴性，由作者赋予的地位决定。但读者是身处社会现实中的个体，不可能脱离文化影响而存在，女性 + 阳化与男性 + 阴化的组合其实存在一些微妙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就是作者能对角色印象进行操纵的余裕。
下表尝试列出在一次交谈中，主动的阳面与被动的阴面，确定彼此的一些刻板印象，或者说“讯号”。在一次非平等的谈话中，这些符号与生理性别相互组合，将会给读者传达不同的感受。心理学实验证明，女性 + 阳面的组合往往会削弱阳面的作用，尤其是这种阳面属于非语言、非行为的暗示（如站位、表情、姿态等）时，削弱作用就更加明显。
非语言行为 谈话中的阴阳面
阳 阴
风度 冷漠 殷勤
姿势 轻松 紧张
谈话距离 近距离 远距离
接触 接触 不接触
眼神交流 紧盯 转移视线
面部表情 严肃 微笑
情绪表达 隐藏 表露
自我暴露 否 是
改编自：N.亨利《身体的政治：权力、性别与非语言交流》
在面对阴性或阳性的选择时，女性更容易受到“双重束缚”（Double Bind），意即女性选择阳化的行为时，会被视作失去阴面（“缺乏女人味”）；选择阴化的行为时，会被视作刻板印象而失去阳面。这是一种常见的两难选择，女性角色身上存在着较多的传统色彩时，缺乏主动性，大多时候是被王子拯救的公主；当传统上的阳性气质较多时，很容易被批判为单纯的阳化。不过，时代在进步，女性在解放，女性身上的阳面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
可以想见，后一种女性角色将在今后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针对以上“双重束缚”，如今女性主义提出了两种视角的回答：自由与文化。
前者主张生理差异微乎其微，性别差异是社会化的产物；后者主张肯定阴性气质，放弃对阳化的片面称赞。前者为男女同等而努力，后者以作为女性而自豪。前者认为，女性同样具有追求阳化的不可剥夺的权力，传统上的阳化由男性独占，如今应该让女性阳化，并且这个过程不应遭受任何批评与歧视；后者认为，阳化的社会将崇尚强权、武力与专制，而关注人际、情感与内在感受的阴化将带来平衡，社会不应歧视追求阴化的女性，要给予文化的阴面以更大的尊重。
这就意味着，挣脱“双重束缚”的方法，即拥抱一种更加自由、更加宽容的道路。
在女性 + 阳化的组合中，强调的是一种选择的自由、意志的平等。
以下列出在社会化过程中，可能损害女性的过度阴化的环节，仅供参考：
 学校教育是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孩童在这里接触社会的冰山一角。教师对孩童的关注之多少，将影响孩童的自信心与积极性。当教师接受刻板印象，并对孩童进行有差异性的关注时，在不同的科目将培养起不同的兴趣。在哪种课堂上更容易得到教师的关注，哪种科目就容易在孩童心中培养认同与兴趣。
 父母对孩童的保护程度将影响孩童的自信心与自尊感。心理学实验证明，家庭生活往往对孩童给予了不同的要求与期待，男生受到的帮助与女生相比要少。寻求帮助似乎是一种以长期利益换取短期收益的选择，更多接受帮助的个体将对自身更不自信与悲观，这种习得性的沮丧与失望将降低自尊感，被社会化地认为自己是无力的与需要依靠的。
 同性偶像的作用。榜样的力量是强大的，通过为角色设置一个同性别的榜样，无论是阴化还是阳化，对角色的成长，尤其是抵消反向作用的力量都具有良好的效果。当这个偶像奉献的职业或领域与角色本身的愿望一致，甚至是启蒙了对这个行业的兴趣时，更是如此。
 社会的影响。一项针对以色列的协作农场和社区的标准化智力测验的研究表明，男生在语言与数学上取得了比女生更好的成绩，这种性别差异在父权制的协作农场里增大，而在相对平等的社区中减小。在具有性别歧视的社会中，弱势性别的天赋往往被压制、轻蔑或忽视。对于女性而言，这可能意味着更少的鼓励、更少的实际锻炼、更多的天赋偏见。即便是在学校里，仍然不是脱离社会的。
此外，中国拥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重男轻女的思想古已有之。因而，社会化的阳化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值得鼓励的，是更加高尚、更加令人尊敬的。跨文化研究证明，在父权制传统的社会中，男性的刻板印象比女性的更加强烈、稳固，男生的阳化比女生的阴化更高标准、严要求，更能抵抗时代的变迁。以下是伦理学研究的一则范例，代表着对男性而言更加困难的道德要求，隐含着父权制对男性更高标准的期待：
海因茨偷药
在欧洲，一个女子因为得了重病，一种特殊的癌症，快要死了。医生认为可能有一种药可以救她。那是那个镇上一个药剂师最近发现的一种镭。制造这种药是很贵的，但药剂师要了制造成本十倍的价钱。他为镭花了200美元，但一小剂药就要了2000美元。
病人的丈夫，海因茨到他认识的每一个人那里去借钱，但他总共借到的钱只有1000美元，是所需要的一半。他告诉药剂师他的妻子快死了，求他降低价格或延迟付款的时间。但药剂师说：“不，我发现了这种药，我要用它来赚钱。”海因茨感到绝望了，他闯入那个人的店里，为他的妻子偷来了药剂。
你认为海因茨应该偷药吗？他的行为是对还是错？为什么？
（引自劳伦斯·科尔伯格《有关道德发展的论文：道德发展的哲学》）
这本是一项伦理学的研究，但是当研究结果出现了性别差异时，传统伦理学的范畴就不足以讨论这个问题了。劳伦斯为这个问题的回答，划分了三个大阶段、六个小阶段。这些阶段反映了道德原则的逐步内化，最终成为一种值得奉献的抽象准则与象征：
I 前习俗的道德
基于生活环境中的权威之赏罚来决定什么是应当做的。
第一阶段：为了避免惩罚而遵守规则
第二阶段：为了得到奖励而遵守规则
II 习俗的道德
基于道德、伦理、法律与规则的功利来决定什么是应当做的。
第三阶段：为了得到赞扬而遵守规则
第四阶段：为了尊重规则而遵守规则
III 后习俗的道德
第五阶段：遵守规则，因为规则是社会生活所必需的，但是意识到规则是可以改变的
第六阶段：遵守规则，也可以违反，仅限于内化了的对公理与正义的追求如此要求时
在劳伦斯的研究中，他发现男生往往抵达了道德内化过程的第四阶段，而女生则在第三阶段。这种武断的结论当然受到了社会的批评，但是这种差异始终只会是社会造成的，而不是生理基础。
这项研究结果暗示了，对阳化的要求是更高的，男生的阴化比女生的阳化是更加不被允许的事。当处理女性 + 阳化的角色时，读者常常会给予更高的标准与要求，这一方面是对女性的苛责，另一方面也是对男性的苛刻，因此作者要更小心谨慎地塑造。请注意，允许对阳化的追求与宣传对阴化的认同，是同等重要的。

三 扶她与伪娘，艺术的创造与描摹

社会常理以男女二元分化区别人类，但实际上不仅人类的文化性别是不固定的，甚至有时生理性别也是模糊的。区分生理性别，一般人会举出许多标准：（1）性染色体；（2）生殖腺；（3）生殖腺激素水平；（4）内生殖器官；（5）外生殖器官；（6）第二性征发育。多样化的判断标准从侧面反映了判断生理性别也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
在此提出本文涉及的伪娘与扶她的定义：
 伪娘：在生理性别上属于男性，但有时或大多数时候以文化性别的阴性表现自己，在以阴面示人时，他们往往比一般女性更加接近女性的刻板印象，更加阴化。
 扶她：同时具备两性的生殖器官，可怀孕（致孕）或不可，体态特征与正常女性无异。
虽然此两种类型都属于艺术幻想，但雌雄同体的文化原型早在古希腊就已存在。古希腊神话中，赫尔墨斯与阿芙洛狄忒的子嗣，赫马佛洛狄忒斯（Ἑρμαφρόδιτος）就是雌雄同体，具备两性生殖器官的神，常常以带有男性生殖器的少女形象出现。至于伪娘就更加常见，这点稍后再谈，我们先谈谈性别不那么常见的情况。
正常人类拥有23对染色体是众所周知的事，其中一对性染色体决定着胎儿的性器官发育。在哺乳动物中，Y染色体包含着睾丸生成的基因，以及促进睾丸生长的蛋白质合成的基因。正常的男性与女性胎儿在发育的前几周是同样的，但是Y染色体会促使性腺更快发育，并形成睾丸，而睾丸会分泌一些激素，这些激素统称为雄性激素。这些激素作用于胎儿，使得阴茎与阴囊产生，并抑制输卵管与子宫的发育——之所以特此一说，是因为决定女性性腺发育的基因就在X染色体上，而男性也是存在一条X染色体的。
与外行人的想象不同的是，卵巢在女性胎儿发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是最大的。实际上，在外生殖器发育之后，卵巢才开始发育。对于女性的生育能力而言，第二条X染色体是必须的，否则卵巢与子宫无法发育完成，即便她们的外生殖器发育完好，这点也不会改变。在胎儿发育的后期，雄性激素主要由睾丸生成，其次是肾上腺；雌性激素与黄体酮主要由卵巢分泌。另外，胎儿必然会接受母亲的激素影响。因此，无论男性女性，胎儿体内存在不同数量的以上三种激素是肯定的。如此一来，影响不同性器官发育的激素同时存在，稍有偏差便会引起种种复杂的变化组合，导致性别界限模糊，自然不是特别罕见了。
当胎儿性染色体出现异常时，X染色体与Y染色体可能出现增多或缺失。
当胎儿只有一条X染色体时，胎儿将患上特纳综合征（Turner’s syndrome）。这类不幸的个体往往具有完好的女性外生殖器，但因为缺少第二条X染色体，卵巢与子宫都是不存在的，无法行经，完全不育。青春期无法发育乳房，生长阴毛。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患者极少长到150厘米以上（但是这点在青春期再发育之前并不显著）。这类胎儿仅仅受到母亲所产生的性激素影响，和动物实验中的发现一致：在自身缺乏性腺时，胎儿的分化将向着女性发展。或许，另一个事实能给予支持：特纳综合征的患者在性别认同上属于女性，甚至比一般女性更加阴化——或许在无激素的成长环境中，个体更容易形成对阴面的性别认同。
除了缺少性染色体的情况外，还存在多出性染色体的情况。
XYY性染色体的个体身材颀长，平均超过180厘米。XXY性染色体的个体身高也超过平均水平，但第二条X染色体限制了睾丸与阴茎的发育，并导致臀部的女性化，伴有某种程度的乳房发育，声音尖细，体毛稀少。
除了性染色体异常的情况外，还存在激素异常的情况。
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的患者（性染色体是XX），缺乏一种分泌肾上腺类固醇所必需的酶，因此睾丸激素与黄体酮在出生前就开始合成。当然，母亲注射较多的黄体酮也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这类不幸的患者的内生殖器是完好的，但外生殖器却与男性相似，甚至尿道沟完全封闭，具有一根可以勃起的阴茎。这类患者的生殖能力一般不受损害，经过适当的激素治疗，青春期发育正常，未来的性功能会正常成熟。然而，并未有证据表明，该类患者会明显阳化。
雄性激素不敏感症的患者在性染色体上是XY的男性模式，这种遗传缺陷部分或全部阻止了胎儿对雄性激素的反应。完全不反应的个体拥有女性的外生殖器与不完全的阴道，但没有输卵管、卵巢与子宫；不完全反应的个体的外生殖器是难以分辨的，尤其是萎缩的阴茎类似膨大的阴蒂。这类患者的睾丸是不成熟的，并存在于腹腔中。由于身体对雄性激素缺乏感受性，但是身体还是会分泌雌性激素，因此青春期将发育出乳房与女性的体态，体毛稀疏，不会月经，无法生育。不过，由于Y染色体的存在，这类患者的身高是男性的。外表上看，他们或许与女性没有什么差别，甚至魅力非凡。尽管该类病例极为稀少，但几乎所有患者的性别认同都是高度阴化的。这一点将在下个例子中得到反证。
5-α-还原酶与17-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缺陷，这类遗传缺陷的患者无法将睾丸激素转化为二氢睾酮，因此出生时除了正常的睾丸之外，还有类似女性的外生殖器。这类患者在性染色体上是XY的模式，但与雄性激素不敏感症有所区别，这类患者在童年时期往往被当作女性看待，在成年后才转向男性，当然这种误判正随着医学发展而逐渐减少。这类患者在青春期第二性征发育后，声音低沉，阴茎与睾丸增大，阴茎能勃起与射精，所以不可能再视作女性。因为这是一种遗传缺陷，所以能进行遗传学调查，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新几内亚等地的近亲通婚地区，该遗传疾病较为常见，已经为社会所理解并规范。调查结果是，这些患者并未被童年时期的阴化过程束缚，自觉产生了对男性的身份认同。这个结果或许反证了雄性激素对男性身份认同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性染色体与激素水平对个人性别的影响是重要的。雄性激素与雌性激素各自催发了内生殖器官的发育，激素的颉颃关系表现在外生殖器上。雄性激素促使了男性的自我认同，而无激素或雌性激素都会促进女性的自我认同。当然，这是就一般意义而言，过程不能排除文化的影响，不能绝对化。
因此，理想意义上的扶她，在生理学上是很难成立的，因为扶她是两性性功能均完备且强力，并保持完全女性体态的类型，只是一种文学的幻想人类。不过，与许多幻想家的意见一致，既然扶她的体态是女性化的，那么身份认同更可能是女性，其“男子气概”更多是通过更高挑的身材、相比一般女性更多的肌肉量，与更旺盛的体育偏好来展现。这种行为偏好在一般女性身上不可能称为不正常，因此，扶她实际上应该是生理女性的一类。
然后，我们将论题转移到“伪娘”上来。
一般而言，同性恋、性别识别障碍、易性癖，这些既不是“伪娘”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伪娘更多是在异装癖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外貌体态的要求。客观而言，服装的阴阳偏好，与性取向、自我性别认同并无必然联系。女性通过身高、体态、非语言暗示、着装打扮而被误判为男性，这种行为可以出自对传统文化的反抗与对异性气质的追求，无损她们与男性恋爱、结婚的可能。同理，“伪娘”亦不损害他们与女性结婚的可能。
伪娘 + 易性癖的组合将让情况变得复杂。
实际上，改变性别主要是通过改变声音、发型、服饰、语言、手势、姿态等社会文化的分类，侧面证实了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的创造，而大多数易性癖者的渴望并没有强烈到需要通过手术来改造生理性别的地步，尤其当这类手术与术后护理颇为昂贵时。况且，易性癖与性取向同样没有必然联系，改变性别后，无论是和原本性别的个体恋爱，还是与现今性别的个体恋爱，或是双性恋，都是有可能的。
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易性癖者往往比一般个体更加社会性别化。在中国社会中，封建父权思想的残留导致“假小子”比“伪娘”更能令人接受，“伪娘”的存在更受到社会的否定，男性同性恋往往比女性同性恋更惹人非议。
如果更换一个社会背景，伪娘的社会性别将得到更充分的理解。
在北美原住民的文化中，存在一种名为“伯达奇”（Berdache）的男性异装癖者。这种异装癖者与典型的异装癖、同性恋和变性者都不吻合，是北美原住民文化的特产，在150个左右的部落中广泛存在。伯达奇在生理上是男性，但穿戴女性的服饰，与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而且他们并不总是穿戴女性服饰，不质疑自己作为男性的身份，甚至能选择结婚来抛却伯达奇的身份。考虑到伯达奇往往与特殊技术、宗教联系在一起，就能明白这更是一种精神性的“职业”与社会身份，证明文化塑造社会性别的随意性与可变性。
最后，我们应该意识到，仅凭生理性别判断文化性别是不恰当的。
男性与女性，这两个词包含了二元分化的太多种类，尤其是性别在生理上与文化上都是可变的，双性人宣称需要建立“第三性”等。女性角色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或描摹，正如扶她存在于想象，伪娘存在于现实。作者应当操纵刻板印象，但不囿于刻板印象，意识到“女性”二字包含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四 童年，人设的基础

尽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但几乎没有心理学家否认童年经历对个体性格的影响。绝大部分角色都是从母亲的腹中诞生，自从性别被医生与父母判明，就开始接受性别的社会化。于是，我们可以从此回答，性别是如何“养成”的。
调查研究表明，父亲对待不同性别婴儿的态度有所差别，而母亲则态度差别较少。男婴与女婴的行为差别在诞生后数周内并不显著，因为性别差异是逐渐形成和表现的。一般而言婴儿在第三年才会对自己的性别形成认识。这种认识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婴儿对父母几乎无差别地模仿，另一方面是婴儿能动地认识世界，并在逻辑、推理等复杂功能发育的过程中，形成自身对性别的理解。
5到7岁时，孩童对性别恒定形成理解，意识到性别是无法改变的，出现显著的性别分化。在这个阶段，男孩女孩开始相互疏远，或者说“性别隔离”。孩童开始分别模仿与自身相同性别的偶像，刻板印象在这个时期逐渐形成。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自从出生开始孩子就在接受父母给予的刻板印象了，只能说孩子在这个时期，鲜明地意识到自己要向刻板印象或同性偶像学习。父权制社会中，男孩接受的刻板印象更强烈、更有束缚力，这种情况以封建思想残余的形式仍在今日中国存在。
父母对孩童的培育细节，如语言、肢体动作、关切程度等，都会综合起来影响孩童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方式。母亲对女婴会投入更多的情感关照，赋予更多的人际关怀，直至4到5岁，女孩与母亲的肢体关系相比男孩与母亲，更亲密、目光接触更多，女孩对母亲也表现得更加顺从。这种相处模式的差异，可能导致女孩更快学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并更能感受母亲或其他人的情感变化。
这种温柔、反暴力的生活方式，自然抵制女孩“撒野”的行为，同龄男孩明显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与肢体活跃。在没有反抗之力与更为敏感的条件下，女孩的无助感、弱势感与恐惧感更加强烈。这种感受是习得性的，12至38个月大的女童就可能学会这种依赖感与无助感，因为她们被视作无力的，更可能得到父母、长辈的帮助，这种行为培育并强化了女童对自身弱小的信念。
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男童与女童都习惯于和同性伙伴一起玩耍。27至35个月大的孩童就已经产生了这种倾向，这种倾向仍然是习得性的。被培育得活泼好动的男孩聚在一起，被培育得人际亲密的女孩聚在一起，这种培育结果不仅影响孩子们在托儿所、幼儿园与小学里如何分群，还影响着彼此的职业期待、玩具偏好、游戏倾向等。4至6岁时，这种倾向就十分明显了。这种“不和你玩”的性别圈子，就是“性别隔离”。
这种“隔离”是比较强力的，让作者不得不慎重考虑“幼驯染”的设定。和女孩玩耍的男孩容易被其他男孩，冠以“小白脸”“娘娘腔”“女孩子”的绰号，这对阳化要求更刻板的男孩来说是一种不小的羞辱；类似地，与男孩玩耍的女孩也是一样，但女孩受到的同性排挤就缓和得多，这暗示着女孩进入男孩圈子以保持“幼驯染”关系相对而言更容易、更可能。以排挤、羞辱与整蛊等手段加以维持的性别隔离，使得在3岁左右产生的珍贵的跨性别友谊销声匿迹，能维持到7岁以后的情况少之又少，这一点要求作者必须认真考虑这种友谊维持的条件与强化方式。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文化性别的习得性在童年时期就很明显了。大多数孩童在26至31个月大的时候，就能准确区分人的性别，此时文化性别就已经以符号化、标签化的形式进入孩童的思想了。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改变玩具的外貌、风格、涂彩、装饰，以改变玩具的“性别”，哪怕玩具枪仍然是玩具枪，芭比娃娃仍然是芭比娃娃。
最后，是什么因素可以削弱童年的阴化，如果作者希望一个阳化的女性角色？
 阴阳分化将在对比中增强，如果是独生子女，这种性别差异将遭到削弱。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长久的“多生多育”的传统，在城市化较先进的地区，男女差异首先减弱了。
 社会的特权阶层更加刻板印象化，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的女性，更多反抗社会的传统性别观念。
 同性的、阳化的偶像，无论她是虚拟角色，还是真实的勇士，都会强化女性角色的阳面。父母的鼓励与支持自然作用巨大。

五 青春期，人设的开端

青春期是人类的第二个生长高峰期，在这个时期，身高、体重、身体构成等都会快速变化。男女青春期的开始略有差别，女性开始的时间比男性的一般早两年。7至8岁时，促性腺激素水平升高，在大约十年之后趋于稳定，青春期结束。从身高来看，8至9岁时，女孩的身高就开始加速成长，男孩要晚至11岁。多数女孩的身高在14至16岁就基本确定。
第二性征发育的时间，部分早熟的女孩可能提前到8岁，一般而言是11岁，但可能晚至13岁。乳房发育完成一般需要4.5年，但有些个体能加速到1.5年。值得强调的是，并非所有女性的乳房都能完全发育，所以作者需要注意乳房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社会文化可能抑制发育，正如文化可能抑制思想。据报告，日本的合成奶粉大肆推广后，日本孕妇的哺乳期、哺乳量都大为缩短、下降了，或许表明了社会经济与文化对女性生理的作用。
在第二性征发育前，男孩女孩的生理构成差别不大，但在发育后，女孩的臀部、胯部、胸部的脂肪会迅速增多，脂肪量将是男生的两倍。因此，女生抵抗寒冷的能力高于男生，忍受饥饿的能力也比体脂率更低的男生更强。青春期中，女生体脂量翻了一番有余，但体重增长不足50%，当脂肪占比达到体重的四分之一时，月经初潮就会来临。
在某种程度上，初潮时间是营养状况的一种反映。生活艰苦、营养条件差的女生的初潮会推迟，尤其是瘦削、体弱多病的孩子。当今中国，初潮平均在12.5至12.7岁。女生对初潮的心理反应大多是“恐惧”与“高兴”，很少表露“悲伤”等负面情绪。
紧随初潮而来的女性心理成长是复杂的，但是在中国社会，“性”是羞于谈起的，尽管现代社会开放了许多，但仍然罕有女生在家庭、母女关系之外谈起这件事。社会中仿佛并不存在初潮这种东西，在初潮一段时间之后女生才会和密友讨论这件事。另外，初潮不仅是生理上的变化，并且具有文化上的意义，这意味着“女人”的成长。在初潮之后，女生对性征的关注显著增加了，可以说是性观念的发展。
从某种角度而言，青春期之前的童年经历是一种文化的、家庭的塑造，而青春期的性征发育是一种生理的、社会的塑造。乳房隆起、体重增加、体态丰盈、初潮来临等生理变化直接、强烈地让女生意识到自己身为女性的事实。生理迫切要求心理做出回应，不少女生更加注重饮食控制、体重控制，对自己的外貌、衣着更加上心。在这个阶段，父女关系常常遭到削弱或转移，母女关系更加得到重视，青春期的复杂生理变化更容易让女生从学业、课余活动中分心，从而对自信产生影响，中国社会对“性”的压抑也可能造成女生对自己的生理变化的不敏感与沉默，制造健康隐患。《中国女性生理健康白皮书》显示，19.6%的女性存在月经周期不调，有六成女性存在痛经症状（2017年数据）；90.73%的女性知道宫颈癌，80%的女性对HPV（人乳头瘤病毒）不了解，不了解HPV的女性40.48%是因为“没听说”，33.33%是因为“不知道了解的渠道”（2020年数据）。
在青春期，文化性别将继续塑造男生女生，刻板印象的影响力再度深化。
然而，不可夸大这种文化涵化的作用。
上世纪，日本有一个相当适合研究的社会变迁。在1990年代，在日本政府的“男女共同参与”政策的推动之下，许多学校受到潮流影响，原本的男女分校变为男女并校。一些社会学者、记者对这些校园变化进行了观察研究，结论支持了中学时期的男生女生，仍然在学习、接受文化性别的观点。这些学者注意到，在女校内，实际上存在阴化与阳化的区分，虽然学生都是女生，但有一些女生负担了集体中传统上由男生负担的任务，包括传统上应该由男生完成的体力活。然而，在男女并校后，这种女生内部的分化大大削弱了，阴化与阳化重新在女生与男生之间展开，原本并不浓郁的“女人味”在女生之中大大提高，服饰、发型与言行举止都悄然发生了变化。这种现象证明了，在青春期文化性别依旧在习得的过程中，个体是对环境与文化能动地做出反应的主体，文化氛围受到生理性别的影响与调控，并以作用于人的方式反映这种内在的影响力。
因此，青春期的女生身上反映了生理因素与文化因素的复杂作用，其中个体的主观能动的认识深化与自我实现，让这个过程更加复杂化。童年时期积累的文化素材与家庭教育，在这个时期更加深化，因此女性角色的核心矛盾往往在这个时期完全形成。所以，作者应该密切关注这个时期的角色心理，把握这种不同于男生的的青春期心路历程。

六 文化创造的浪漫性爱

性具有生理学的坚实基础，然而性的表现形式受到了文化的强烈影响，可以和谁恋爱、如何恋爱、可以和谁结婚、如何维持婚姻……性与爱的表达方式，受到个人家庭与所处社会的塑造，就恋爱而论，以第一次约会为例，我们的文化——具有家长制、父权制色彩的文化给现代社会的年轻男女规定了大概的“约会分工”：
女性的工作：梳妆打扮、检查体态仪表、介绍家庭与父母、称赞、笑容、克制；男性的工作：提出约会请求、提议地点、安排计划、检查金钱、付账、礼貌、送约会对象回家、保持联络、计划下一次约会。（调查来源：《社会性别与社会》，罗斯与弗里兹著，“年轻的单身者对初次约会的刻板印象”）
通过观察第一次约会的刻板印象，我们可以一窥爱情的刻板印象。实际上，以上自由约会是现代的恋爱自由社会的现象，出现于较为性解放的社会中，因此作者在创作时不得不考虑跨文化的影响。以现实为例，全球大多数文化中的恋爱不是自由的，至少不是由未来的新郎新娘主导的，而且浪漫爱情不是婚姻的第一位要素，在印度、巴基斯坦这样的女性地位较低的社会中，很容易接受无爱情的婚姻，包办婚姻颇为常见，而在美国、墨西哥等社会中该接受率就少得多，低于五分之一，甚至低于十分之一。同一社会中该接受率与性别的相关程度低，男女差异不大，而不同社会之间接受率差异就较为显著。
值得一提的是，理想的初夜年龄在东亚文化圈中是最高的，在21岁以上，符合保守的社会文化的期待，而在更不传统的社会里，这个年龄往往会降低一到两岁，甚至更多（众所周知的印度“童婚”）。然而，这只是理想，作者在创作时需要考虑到，实际的性爱年龄远低于这个数值，在性开放的社会中初夜时间会小于19岁，甚至小于16岁，但是男女性别差异不显著，只是男性略早。而传统社会仍然会恪守20岁的界限，与许多中国人的观念相悖的是，哪怕是在“欧化”程度很高的日本社会中，处男处女的比例依旧是相当高的，这是因为保守宗教（如天主教）与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会遏制初次性行为年龄下降的趋势，对婚前性行为的抵制会引导实际的初次性行为年龄接近法定结婚年龄。
在故事中，对初次性爱的描写是可能的，尤其是在传统社会越来越开放的大趋势下，那么作者给出什么样的理由推动初次性爱是合理的？首选答案是亲密好友的行动，而家庭影响反倒比较次要。年轻人容易参照同龄人的行动来调整自身的行动，因此当他们认为最好的朋友或朋友圈，已经在恋爱中拥有了性爱，那么他们自身会受到一个强大的鼓励。
这种行动不能简单归因于激素，以女性为例，初潮时的激素水平大致相同，对心理状态的影响也大同小异，激素水平却不能显著关联到是否发生性行为。一般而言，初潮较晚、性成熟较晚的女孩对性更有兴趣，但这可能是因为性成熟较晚，从而对性的兴趣更受到社会文化的支持。另外，经济阶层将影响初次性行为的发生时间，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阶层，初次性行为越早发生。
或许众所周知的一件事是，初次性行为对于女方而言，更具有负面体验，在具有性压抑传统的文化中，女性的初夜体验更复杂，会更多表露内疚、茫然与失却感。至于男性的生理快感，或许日本的一份调查结果可以视作参考，婚后性交并没有如社会大众以为的那样大大减少自慰的次数，两者更像是平均分配了精力，自慰与两性性交互为补充，况且对于男性而言，性交与自慰的性快感差别不大，两性性交带来的更多是心理快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初次性体验的女性有时不敢确定自身是否达到性高潮，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男性的性高潮有十分明显的外部特征，即射精。因此，即便是有自慰经验的女性也未必能确定性交抵达了高潮。相较男性而言，女性对自慰报告了更少的负面态度，实际上也是如此，自慰能唤醒女性的性快感，通过自慰抵达高潮，有助于在性交中抵达高潮。
关于性爱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文学艺术倾向于塑造比较理想、浪漫的爱情，在男性凝视中女性的最佳“武器”就是爱情：是爱改变了他，让他明白自己能成为更好的人，让他向他以为的更高的目标进发。男性角色倾向于在公共与自然中成就什么，而女性角色倾向于在人际与精神中成就什么。
浪漫提供一种（让她以为）两性交往变得有意义的神话，日本ACGN作品中常见的“亚撒西”男主会在女主心中唤起一种“迟钝、木讷外表下的温柔内心”的幻想。毕竟女性比男性更多持有浪漫情结是显而易见的，在恋爱过程中，在双方熟络之后，女性更多地体验到眩晕、欣快、注意力不集中等感受，比男性更容易陷入其中，但总体而言，男女之间的爱情体验的差异不显著。一旦恋爱关系结束，男性更容易感到沮丧、灰心与孤独，而报告高兴、轻松、解脱的女性则更多。
浪漫爱情的刻板印象会鼓励男性占据主动，女性占据被动，做出象征性的拒绝（考验）并最终接纳男性的坚持与真诚。实际上，ACGN作品中“傲娇”角色的破产已经宣告了这种刻板印象的过时，但转入现实生活，“追求→考验→坚持→结果”的刻板印象仍然屡见不鲜。在恋爱过程中，女性即便是希望做出“是”的回答，仍然可能认为自己应该做出象征性的拒绝，说“不”来表达自身的矜持与克制，以符合浪漫的文化要求。然而，这种行为在客观上是具有负面作用的，它降低了两性的诚实沟通，并维持了性的刻板印象，甚至可能教会男性忽略女性的拒绝，因为他们推测“不”意味着“是”，为熟人强奸埋下了安全隐患。
关于恋爱过程，有一点或许在中国社会存在偏见而的确需要纠正的是，许多人以为残疾女性是不应具有性生活（不单指性交）的，甚至对她们的情爱是扭曲的、残忍无情的。这种看法或许是来自于一种过分照顾而近乎歧视的观点：肉体的残疾带来了心灵的残缺，“不完整的人”应该受到纯粹的呵护，而不是“要求过高”的爱——她们过于脆弱，而不能爱；甚至爱上残疾女性的男性会被认为是心理不健康的。这种看法显然是歧视，在中国，这种“温和的歧视”相当常见，作者应当尤其注意。
最后，我们特别关注一下同性恋的性爱。
随着百合、轻百合二次元文化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了女同性恋的存在（甚至男同性恋的接受程度也高了许多），实际上，女同性恋的存在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刻板印象意义上的只和女性谈恋爱的女性是比较少的，低于5%，但产生过同性恋情结的女性，高于25%，有过至少一次同性性交经历的高于10%。这是1953年美国社会调研的数据，换算到今日中国，这些数据只会更高。
客观而言，女同性恋关系比异性恋关系更加平等、更加令人满意，女同性恋之间有更多的连续性高潮，性体验更加良好。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女性而言，主观的性取向与性经验并不完全统一，简言之，一个有过同性性关系的女性，其自我定义未必是女同性恋，而自我定义为女同性恋的女性，未必不能和男性发生性关系。况且，双性恋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得多，她们隐藏在异性恋与同性恋的边界，不为人知。
女同性恋的自我认同心态不一：1）完全肯定自身作为女同性恋者；2）认为女同性恋是自身的天性；3）认为女同性恋是反抗男权社会的途径；4）并不执着于女性，而只是喜欢的人恰好是女性；5）厌恶自身作为女同性恋者，渴望能转化为异性恋，但求而不得。因此，女同性恋不可一概而论，百合作品自有轻重，同一个词的背后含义值得深思；从前几乎没有研究认真对待“异性恋是否正常”这个问题，而“同性恋是否正常”的话题已见怪不怪。
值得强调的是，女同性恋之间并不是绝对平等的，有人的地方就有阴阳。在刻板印象的影响下，在恋爱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的阳化个体，会倾向于直接表达，提出非情绪化、合理化的要求，避免情感世界的迂回曲折；而阴化个体会更多采用间接策略，以噘嘴、哭泣、吵闹、情感比较、良心谴责等方式影响对方的感受，回避理性世界的正面冲突。这种差异更多地与经济实力、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

七 性与暴力

描写女性遭受的暴力与不公是近年来ACGN喜欢的“黑深残”表现之一，这方面的社会问题也受到人们的关注。女性的不幸被认为更加悲哀、可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化的结果，文化给女性打上更加脆弱、更加不能自助的标签，使其在莫大的悲痛中如无根浮萍。
请注意，本小节提及的暴力，不仅指肢体暴力，更不仅限于以武器为手段，跟踪狂、性骚扰、心理胁迫、言语羞辱，乃至指桑骂槐、冷漠轻蔑等行为，都视作暴力的一种。可能与人们的直觉相反的是，女性的确受到了来自陌生人的威胁，但更多暴力来自自身的熟人：朋友、亲戚、父母、兄弟、丈夫或子女。
在心理上，熟人侵害的伤害比陌生人侵害的要大。
在中国社会中，尽管传统文化控制了侵略，合理化了对女性的歧视，但社会鄙弃过度的暴力，认为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施加身体暴力，反映了强势地位的男性的无能，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将家庭内部的暴力合理化。尽管这种倾向促进了对女性的冷暴力，甚至更大的歧视，但客观上减少了女性的身体受损。
在故事中，女性遭受的暴力有以下几种可能（不涉及性关系的格斗、斗殴、战争行为不包括在内）：近亲相奸（乱伦）、虐待儿童、虐待配偶、强奸、恋爱暴力、职场性骚扰等。
暴力分类以施暴者与受害者的身份作为依据，乱伦只会发生在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虐待儿童发生在没有血缘关系的成人与孩童之间，虐待配偶只发生在夫妻之间，强奸是指陌生人强奸，恋爱暴力/约会暴力/求爱暴力发生在恋人或熟人朋友之间，职场性骚扰只会在具有职场缘的人之间。
当然，广义上而言，乱伦是虐待儿童的一种。这在故事中经常出现，作为不幸童年的一种表现。令人悲哀的是，现实中的大部分被虐儿童是为自身熟悉的人所害，家庭成员肇事的概率不低，而且大部分肇事者都是男性。近亲乱伦是最有害的虐待儿童的形式，长辈甚至是父母作为养育者、保护者的身份崩塌了，而且子女与父母长期同居，隐瞒了暴力的存在并使之长期延续。侵犯者往往试图令受害者相信，这是他们之间的秘密，蛊惑受害者以为不能从其他人那里取得信任与帮助，甚至虐待的发生来自受害者的过失，亦或者虐待行为是互相关心、喜爱的体现。作为作者需要注意，大多数家庭虐待者是循序渐进的，他们首先会刻意讨好孩子，譬如购买礼物，以抚养行为作为掩饰；在初次虐待后，施虐者大多会感到内疚，但很快会陷入内疚、虐待、爱的循环，此消彼长。
儿童虐待的出现要素是难以确定的，但可以归纳出大概的范围：1）家庭情感的疏远；2）家长制的严苛；3）父母之间存在剧烈冲突；4）父亲缺位，或孩童与继父同居。可以推知，儿童虐待对受害者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噩梦、尿床、害怕独处、歇斯底里，内心充满内疚、羞耻，并忍受虐待之苦与保护家庭完整、减少冲突之间的矛盾。这种苦难的记忆或许会被压抑，使得虐待行为减少后，孩童自动遗忘了相关的记忆，但在未来阅读书籍、观看影视时，相似的情节将猛然挑起遥远的悲哀。
摆脱这种昔日梦魇是困难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经常伴随发生。

结语

“什么样的女性角色是真实的女性”——如今回头再度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有种钻牛角尖的感觉。女性是多种多样的，女性角色也是多种多样的，创造男性角色的要素与创造女性角色的没有太大差别，做出“真不真实”判断的其实是读者的刻板印象，而非客观现实。
作者应该做的就是令角色符合人性。是为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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